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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的流淌,源自平素的积累——李光地行书尺牍卷

2016/1/7 17:22:39??????点击:

    信札在古代属于文体的一种。姚鼐《古文辞类篹》把文章分为论辩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等十三类。“书说”包括“书”和“说”。“书”就是一般的书信,“说”则是游士游说的言辞。魏高祖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“夫文本同而末异。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词赋欲丽。”“书论宜理”是说书信和论说应该做到条理明畅。西汉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唐韩愈《答李翊书》、唐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等信札,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。除了文辞之美外,书法之美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事实上,王羲之一些著名的书帖如《丧乱帖》、《得示帖》、《二谢帖》、《平安帖》、《何如帖》、《奉橘帖》、《姨母帖》等都是信札。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古代名人墨迹——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,也是一通信札。乾隆皇帝珍藏的“三希”——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,同样还是信札。因信札是实用文体,鸿雁往返,使历史上许多名人的墨迹装裱机因此留存下来。这里介绍的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李光地行书尺牍卷(见下图)即是一例。
  李光地(1642—1718)字晋卿,号厚庵,又号榕村,福建安溪人,人称“安溪先生”。李光地乃清康熙九年(1670)进士,由庶吉士授编修。康熙十二年,“三藩之乱”起,第二年耿精忠反。康熙十四年,台湾郑经破漳州。此时李光地适请假呆在家乡。他遣使密带蜡丸入京,献用兵计策。康熙十九年,郑经退回台湾,第二年病死。李光地立即奏请收取台湾,并建议任用郑经降将施琅。七月,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,准备攻台。康熙二十二年,施琅收复台湾。李光地还京后,累官直隶巡抚、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,卒谥“文贞”。李光地在治理漳河、滹沱河及永定河时也卓有成效,受到康熙的青睐。因李光地政绩显著,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,表彰其功。
  李光地是政治家,也是一位学者。他笃信理学,曾奉命主编《性理精义》、《朱子全书》。其一生著书丰富,有《榕村全集》、《周易通论》、《尚书解义》、《洪范说》、《孝经全注》、《大学古本说》等,在清初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。李光地因为官清勤自励而遭一些人的嫉妒,故他后来越来越谨慎寡言、明哲保身。
  李光地虽然在书法上颇有造诣,但或许被自己其他领域的影响所掩,故不以书法名世,墨迹存世很少。笔者所见数件都是尺牍、诗稿、手稿之类,尺幅都很小。而此件行书尺牍卷也是如此,字径多在一厘米左右。此作为纸本,纵19.7厘米、横55.7厘米,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。此卷书法气息安详,笔法精到,提按、顿挫、转折分明清晰,细劲处飘逸、灵动、洒脱。此作有二十余行:前半段较为平稳,波澜不惊;后半段开始起伏变化。此非人为所致,皆因书信内容的格式要求,在行列之间自然形成高低、疏密变化,通篇章法为之活泼、生动而耐看。此卷字虽小,但却有大字气象,字的收敛与开张、墨色的枯与湿等对比变化,都能让人体会到书写者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巧。所以此卷尺牍章法的佳妙,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信格式所决定的。此作中“农”、“屏”、“厮”几字,左边都有伸展开去的长笔画,在收笔处绝无一点雷同。书者在书写时如行云流水,手随意运,未必刻意去求变化,但却处处都有变化。这就是书者在长期的练习中养成的意识和素养,一切都是水到渠成、自然而然。
  历代文化名人信札中往往蕴藏着许多重要的史料信息,这也是为人们所留意的部分。书法之美加上文字的内蕴,在手写书信近乎绝迹的今天,此卷尺牍似乎还能给人以旧日的怀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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